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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又一個獨裁者?

三月11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廢除主席任期限制及另外十條修正憲法的議案。許多媒體如CNN、華盛頓報 (Washington Post) 等分別發布了這條消息,還發布了很多有關2012年上任的習近平主席將成為終身領導,並將要實行獨裁這一點的特別報導和評論。 這次憲法修改會幫助習實現他的長期目標,包括整改、監督官員腐敗的現象,管理房價上漲幅度,加強環境保護措施等經濟項目,因為這些計劃可能會以領導人的頻繁更換而被打亂或者中斷。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飛速的經濟增長,進入穩定經濟發展階段,所以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手段是極其重要的。可是拋開經濟項目和效率不談,如果習走錯一步,沒有組織能夠有效地阻止他的行為。因此在做各類決定之前,謹慎考慮、深度討論、評估後果變得更加重要。習對於輿論的控制也格外嚴格 — 這只是對於習長期掌權的一部分擔憂。 我身邊的人一談到廢除任期限制,不是憤怒就是恐慌。我的一個朋友很絕望,說到:「習做得對還是錯不重要。他基本上就是個獨裁者。你不覺得很可怕嗎?」我偶然找到一個推特(Twitter) 賬號@STOPXIJINPING(阻止習近平),是一群匿名中國海外留學生組織的,原旨是阻止主席任期的取消,發出不同意的聲音。組織者被迫使用不被中國政府監管的推特當作平台:相關內容在微博上被轉發後立即被刪除,以便不擾亂社會秩序。 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國外學習、工作,將不同的觀念帶回國內,這樣鎮壓爭議不會長期有效,但確實令近十四億人更容易管理,社會秩序井然。在討論中國政府時,我們需要知道,中國已經在集權政府的統治下過了幾千年,大多數中國人並不想要參與政治。我在國內生活時從來不關心政治,因為政治離我太遠了,我又不參與政治。政治圈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是脫節的。這和美國人參與政治的概念很不一樣,美國人會聯繫所在州的參議員,向他們說到自己的想法,讓參議員在國會爭取通過對自己區域有利的法案。美國的政治體係自然有它自己的優點,但我們絕對不能用美國政治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政治。很多美國人會對中國的權力集中感到震驚,是因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從來不是一人說了算的。雖然美國並不看好這種體制,中國從很久很久以前就開始這樣做,而也就是在這種體制下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另外,雖然習理論上可以終身擔任國家主席,這並不代表他一定會這樣做。 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鄧小平生前翻譯高志凱對CNN說道,雖然習可以終身任國家主席,他很有可能並不會這樣做。我相信他說的話,因為我覺得給鄧小平,對中國現代發展作出關鍵貢獻的領導人做翻譯的人,一定對中國當下時事有很深刻的見解。 一個推特帳號、在各大學校園裡張貼的海報不會帶來行政上的改變,但提出異議這一舉動是非常勇敢的。雖然只能接觸到有機會用推特的群體,但重點是要開始討論。說實話,大部分中國人未準備好開始政治討論。立法、會議議程、選舉等政治事件應該以傳達信息為主要目的,而不是向大家保證生活一定會多麼美好。引用徐賁的書名,“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 每個人都應該關注政治,而理想狀態下,政府也會允許異議的存在,允許人們對政府的舉措進行討論、有促進作用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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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大會:哈本·格爾馬,殘疾人權利活動家

哈本·格爾瑪 (Haben Girma) 的雙手撫過盲文 (Braille) 鍵盤,讀到抄寫員給她轉寫的描述:[學生髮出]一片笑聲。她笑了,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 格爾瑪,史上第一位從哈佛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 畢業的聾盲人,以及一位殘疾人權利活動家,在周三的全校大會上發言。格爾瑪榮幸被前總統奧巴馬評價為白宮改革提倡者 (White House Champion of Change),被福布斯雜誌 (Forbes Magazine) 評為三十個三十歲以下傑出人士之一 (30 Under 30)。另外,她撰寫的書本會在2019年出版。 在她的演講中,格爾瑪用自己被人歧視的故事鼓勵大家為殘疾人士考慮,不排斥弱勢群體。 「她不但沒有使用自己的[法學士]學位進入法律事業,更為和她一樣的人們爭取接受教育的權利。她的演講啟發了聽眾,」Ria Vieira ‘19 說道。 格爾瑪在加州奧克蘭 (Oakland, California) 長大,而那裡的學區幸好有能力容納盲人學生。一年級的時候,格爾瑪開始學習盲文。她很快學會了閱讀,在學校一再取得好成績。高中畢業之後,格爾瑪在位於俄勒岡州波特蘭市 (Portland, Oregon) 的路易克拉克大學 (Lewis and Clark College) 就讀。 在她分享的一個故事中,格爾瑪談到她無法閱讀大學的午餐菜單這一困難。因為沒法讀紙質版菜單,經常會誤選到自己不想吃或不能吃的餐食 (她是素食者)。與這一困難掙扎了許久之後,格爾瑪終於決定爭取自己閱讀菜單的權利。 「問題不在盲人。形成障礙的並不是殘疾本身,並是在於菜單的格式。我去向食堂經理解釋我無法獲取菜單上的信息的問題,」格爾瑪在全校大會上說道。 格爾瑪一開始遭到拒絕,讓她考慮自己可否咬緊牙關,忍受這一不便。可是,她與朋友一起討論事宜後,便決定採取行動,為自己爭取。她再次去跟學校相關人員協商,希望能夠得到盲人可以閱讀的菜單。 「決定接受不公平的現像或爭取公平是看我們自己的意志。小事情也很重要,因為日積月累,我們如果爭取消除那些小障礙,我們就逐漸鍛煉了挑戰更大的障礙的能力。我們要是想要打破限制我們的玻璃天花板,致力於消除各個領域的壓迫:性別、種族、信仰和殘疾的歧視,我們就需要練習爭取公平的技能。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小事也能有很大的影響。」 格爾瑪還強調媒體的可接觸性,與學生分享如何能讓殘疾人群體更容易使用各種網頁和程式。她演示了手機軟件如何幫助她索引網站上的信息、回复朋友的短信,還展示了她使用觸覺美國手語 (Tactil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交流的一段視頻。 「她的演講改變了我察看殘疾人士日常生活的方式。如格爾瑪女士說,她和別人生活得不一樣,但她並不因自己的聾盲症而生活得更好或更不好. .. 我最大的收穫是我們有時候不需要為殘疾群體做新的軟件、新的項目,而是應該把我們已有的東西變得更容易接觸。我們大家都需要努力讓這些人的生活質量有所提高,」Posie Millet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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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多米尼加共和國服務遊學項目

春假期間,十名學生和兩名教師在多米尼加共和國暖和的天氣下釘著木板。他們在參與為期九天的社區服務活動,負責為當地的八年級(初二)女生搭建一座戶外瑜伽平台。 項目負責人,數學教師與 “同感、平衡、接納” 課程負責人 Anny Candelario Escobar說: 「活動包括多種重活兒的工作:搬運木板、釘木板、使用砂紙打磨木板。我們每天早上就已經出了一身汗。」 這項義務旅程名為 “全球目標——多米尼克共和國”,是唐學院 (Tang Institute) 提供的諸多遊學項目之一。根據唐學院的網站,這個義工服務的目標是提倡性別平等,改變一代又一代無法逃脫貧窮命運的局面。 此項目與蝴蝶基金會 (Mariposa Foundation,一個關注女性增權和社會貧窮的組織),聯手合作。這個基金會最初創建是為了幫助多米尼加北部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女生。 參與項目的學生還和當地女生進行了小組討論,給蝴蝶基金會明年準備建的博物館提出建議。 「雖然有些[安多福的]同學們並不懂西班牙語,可是大家都能夠互相交流與了解,使我十分驚喜。我們產生了很多共鳴,而且能用共同語言流暢地進行交談,」今年高四的Abdu Donka ’18 說到。 學生們能夠與當地的女生建立到密切的關係。 Shahinda Bahnasy ’20 非常珍惜與這些女孩相處的時光,使她在每天的工作中更加投入。 她說:「我初次意識到自己在基金會起到的作用是在我與Liandra,當地的一名女孩, 溝通時。她給了我一條多米尼加國的手鍊… 她從包裡將[它]拿出來,係到我的手腕上,跟我說:『這是為了讓你走了以後不忘記我』。」 根據 Donka 所述,這次旅程讓他意識到教育的價值,以及缺乏教育機會的後果。他還反思了他自己在教育方面能享受的特權。 Donka 說:「我很驚訝地觀察到原來一個人的生活品質可以被他是否能完成高中學業而決定。有些人需要很早結婚,導致他們被婚姻束縛住。另一方面,有些人可以接受教育,擁有自己的工作,在考慮婚姻之前得到更多經濟自由。這讓我意識到我自己有多麼幸運,能在美國所擁有的受教育的特權,以及讓我思考我未來能做些什麼去改善這些情況。」 Candelario 首肯了對於特權的認識。她說,每年能夠去探訪當地女生家裡的學生都會思考及反思到自己所享受的幸福。 她說:「知道這些女生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是一件事。可是真正去到她們家裡,穿過她們的居住區,那是另外一件事。這會給學生很大的衝擊,看看自己在安多福所享受的教育。你還能再多求什麼呢?」 Candelario 是在泰伯學院 (Tabor Academy) 工作時尋找多米尼加國的合作組織,聯繫到蝴蝶基金會。 她說:「我[在高中時]一直想要參與類似的春假遊學節目… 以服務為主的項目,但我一直沒能支付項目費用。作為一名老師,我決定為想參與這種社區服務的學生籌款,成為了我[在泰伯]教學生涯的一個目標。」 來到安多福之後,她終於不用再發愁籌款事宜,於是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項目本身的規劃當中。蝴蝶基金會之所以對她重要,是因為基金會對女孩子的影響。 「他們提供課程,文化課… [以及]學習縫紉、游泳,這些技能的機會。雖然[服務中心]對面就是沙灘,大多數女孩子竟然都不會游泳,[而且孩子能夠學習游泳的技術尤其重要],」 Candelario 說到。 「我在旅程中最大大收穫便是教育的必要性,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教育機會的缺乏。我們在旅程得到很多反思的機會,是讓這次旅程變得如此特別的最大因素。」 Donka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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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說服力的護照

對於我的父母,我的出生是一個驚喜。他們在此八年前迎接了我哥哥的出生後, 就沒有計劃再生育。同時,他們當時已達到二十五年異鄉生活的尾聲。 我第一張護照證件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南非大使館拍的。當時,我才一周大,半睡著,被一位成人的手撐起。從那時起,我就已經開始學習怎麼做一個異鄉人了。 每當我的兩位哥哥被問起他們從哪兒來,他們的回答總變成一整個故事:「我不太確定!我曾在紐約、韓國、波蘭、南非居住過…」 一般,提問者已會在他們列舉完這些國家之前打斷他們。雖然哥哥們不知道自己從哪兒來,他們很幸運能夠終落入一個非常包容,遍布全世界的群體。這些人都是在國際學校讀書,而從小到大都在世界各地與爸媽居住於異鄉。我哥哥們的口音並非完全是英國口音,也不是美國口音,更不是南非口音,但卻能夠被認出是國際學校的學生的口音。我嘗試過體會他們這樣的故事,卻發覺我不能與他們的經歷產生共鳴。 我出生前後我家人都在印度尼西亞居住,但我媽媽卻為了我去了新加坡,以尋求更好的醫療條件。我在印尼度過了三年,然後我們一家遷移到英國。就在這時,我記憶中的童年開始了。其中一段很深刻的記憶便是我取得英國國籍的一天。可是,不久之後,當我站在伊麗莎白女王的照片前,手中拿著我的新護照,對國籍宣誓時,我便意識到,要一個國家接受我為它自己的國民並非一本護照這麼簡單。 雖然我的兩位哥哥在全世界的國際群體中找到一個家,我卻認為自己更像英國人。但在英國,我從未被接受為一位英國人。 「你的父母是南非人,你怎麼能是英國人呢?」 「你為什麼沒有出生在英國?」 「你的祖國到底在哪裡?」 儘管我手中拿著英國的護照,也從來無法回答這些問題。我 那些“真正” 屬於英國的朋友對我身份的拒絕促使我累累的搜索和思想。我確定自己一定不是新加坡人,也不是印度尼西亞人,但我也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第一份護照由南非簽發而像我父母那樣覺得自己是南非人。更奇怪的是,每當我回到南非,我的親戚們都覺得我是美國人,但我與美國唯一的牽連只是我為期四年的學生簽證。 和我的哥哥們不同,我知道我自己從哪兒來。我周圍的人告訴我,僅僅擁有英國護照不能讓我變成英國人。他們還說,我的種種感受和與周圍環境的共鳴是假的、無效的。這令我很困惑,也令我頓時感覺自己不屬於這個地方。這種仇外的情感或許在英國“脫歐”這件事情上有所體現。當我聽見別人談論“外國人都移民到這裡來了,他們搶走了我們的工作”的時候,我意識到我自己的父母落入“外國人”這一類。在他們眼裡,我們永遠不會是英國人。 我第一次可以自稱是英國人而不被逼問是在安多福。我對學校的包容和多樣性感到感激,因為對我來說,擁有各色各樣的國籍和國家尤其重要。在這裡,我雖然出生在新加坡,而我的哥哥們也持有於我不一樣的護照,卻並不改變我的英國屬性。這些身份反而讓我能夠更加體會不同事情上的不同角度,而不是從我的身份中減去什麼,也令我非常感激安多福能夠給我這樣的體驗。我的國家歸屬感是多個角度的:我是英國人,但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安過家,而這些家也都是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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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委員會創立政策小組

翻译: 吳穎思、任雪静。 简体版 上星期,安多福 (Andover) 的學生委員會宣布他們即將組創立政策小組來與學體討論,草擬和提議政策。小組的五到七名成員需要擁有精湛的寫作能力,善於溝通,及希望改善安多幅的誠心。 根據學生委員會的其中一位主席 Eastlyn Frankel ‘18,學生委員會在夏天時受 Exeter 啟發。她說:「我們與 Exeter 的學生傾談後,發現他們的學生委員會在學校裏相當重要,所以在學校中設有多種不同的小組來讓學生能夠參與。當這麼多人齊心向同一個目標合作,你會看到真正的改變。」 另一位主席,Samuel Bird ‘18,亦強調在委員會中分配事務的重要性。他認為擁有一個只負責策劃政策的團隊會讓學生委員會辦事的效率提高。他說:「 我們決定創立政策小組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機會能夠匯集勇於在學校中立下有意義的改變的同學,以及給我們一組能夠給指靠的學生,減少班級代表的負擔。」 Frankel 說,因為注意到低年級學生不太多機會參與學生委員會,他們今年的目標是要增加九與十年級學生參與委員會的機會。她亦說,學生委員會的規模也令委員會更難容納整個安多福的社區。「 我們也認為學生委員會的規模比較小。雖然委員會表面上看似大,卻缺少讓九與十年級學生參與的機會。我們覺得這可能會是一個相當好的機會去嘗試在我們委員會的會議中融入新的安多福成員。」 她更說:「 我們認為增加全新的政策小組不但能夠研究更快的方法去草擬,整頓和介紹新的政策,更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去在委員會中開設更多的領導職位和帶入不同的學生見解。」 提高了學生委員會的辦事效率後,Frankel 和 Bird 希望關注兩樣主要政策:修改有關學生宿舍的探訪條例 (Parietal) 和改良安多福對心理健康的態度。 Bird 說:「 我們可以在委員會中分配一組專門與師生交流,研究怎樣改善宿舍探訪的規律,特別是因為現有的規則是由異性戀作為標準。另一方面,其餘的成員將會關注在策劃政策時更加專注學生的心理健康,身體健康和日程。」 Frankel 說,他們需要持有具體的規矩才能說服學校去更改現有的學生政策,所以希望政策小組能夠達到這個要求。她亦說,學生委員會的參事教授 Rajesh Mundra,Assistant Dean of Students 與生物學教師,和 Jenny Elliott ‘94, Dean of Students and Residential Life,對政策小組未來的效率感到非常樂觀。「 Mr. Mundra 是我們的參事教授,所以我們最常與他講述 [有關政策小組的事宜]。我們亦與 Mrs. Elli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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