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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又一个独裁者?

三月1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废除主席任期限制及另外十条修正宪法的议案。许多媒体如CNN、华盛顿报 (Washington Post) 等分别发布了这条消息,还发布了很多有关2012年上任的习近平主席将成为终身领导,并将要实行独裁这一点的特别报导和评论。 这次宪法修改会帮助习实现他的长期目标,包括整改、监督官员腐败的现象,管理房价上涨幅度,加强环境保护措施等经济项目,因为这些计划可能会以领导人的频繁更换而被打乱或者中断。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飞速的经济增长,进入稳定经济发展阶段,所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手段是极其重要的。可是抛开经济项目和效率不谈,如果习走错一步,没有组织能够有效地阻止他的行为。因此在做各类决定之前,谨慎考虑、深度讨论、评估后果变得更加重要。习对于舆论的控制也格外严格 — 这只是对于习长期掌权的一部分担忧。 我身边的人一谈到废除任期限制,不是愤怒就是恐慌。我的一个朋友很绝望,说到:「习做得对还是错不重要。他基本上就是个独裁者。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我偶然找到一个推特(Twitter) 账号@STOPXIJINPING(阻止习近平),是一群匿名中国海外留学生组织的,原旨是阻止主席任期的取消,发出不同意的声音。组织者被迫使用不被中国政府监管的推特当作平台:相关内容在微博上被转发后立即被删除,以便不扰乱社会秩序。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国外学习、工作,将不同的观念带回国内,这样镇压争议不会长期有效,但确实令近十四亿人更容易管理,社会秩序井然。在讨论中国政府时,我们需要知道,中国已经在集权政府的统治下过了几千年,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想要参与政治。我在国内生活时从来不关心政治,因为政治离我太远了,我又不参与政治。政治圈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脱节的。这和美国人参与政治的概念很不一样,美国人会联系所在州的参议员,向他们说到自己的想法,让参议员在国会争取通过对自己区域有利的法案。美国的政治体系自然有它自己的优点,但我们绝对不能用美国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很多美国人会对中国的权力集中感到震惊,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从来不是一人说了算的。虽然美国并不看好这种体制,中国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这样做,而也就是在这种体制下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另外,虽然习理论上可以终身担任国家主席,这并不代表他一定会这样做。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邓小平生前翻译高志凯对CNN说道,虽然习可以终身任国家主席,他很有可能并不会这样做。我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我觉得给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发展作出关键贡献的领导人做翻译的人,一定对中国当下时事有很深刻的见解。 一个推特帐号、在各大学校园里张贴的海报不会带来行政上的改变,但提出异议这一举动是非常勇敢的。虽然只能接触到有机会用推特的群体,但重点是要开始讨论。说实话,大部分中国人未准备好开始政治讨论。立法、会议议程、选举等政治事件应该以传达信息为主要目的,而不是向大家保证生活一定会多么美好。引用徐贲的书名,“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每个人都应该关注政治,而理想状态下,政府也会允许异议的存在,允许人们对政府的举措进行讨论、有促进作用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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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大会:哈本·格尔马,残疾人权利活动家

哈本·格尔玛 (Haben Girma) 的双手抚过盲文 (Braille) 键盘,读到抄写员给她转写的描述:[学生发出]一片笑声。她笑了,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格尔玛,史上第一位从哈佛法学院 (Harvard Law School) 毕业的聋盲人,以及一位残疾人权利活动家,在周三的全校大会上发言。格尔玛荣幸被前总统奥巴马评价为白宫改革提倡者 (White House Champion of Change),被福布斯杂志 (Forbes Magazine) 评为三十个三十岁以下杰出人士之一 (30 Under 30)。另外,她撰写的书本会在2019年出版。 在她的演讲中,格尔玛用自己被人歧视的故事鼓励大家为残疾人士考虑,不排斥弱势群体。 「她不但没有使用自己的[法学士]学位进入法律事业,更为和她一样的人们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她的演讲启发了听众,」Ria Vieira ‘19 说道。 格尔玛在加州奥克兰 (Oakland, California) 长大,而那里的学区幸好有能力容纳盲人学生。一年级的时候,格尔玛开始学习盲文。她很快学会了阅读,在学校一再取得好成绩。高中毕业之后,格尔玛在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Portland, Oregon) 的路易克拉克大学 (Lewis and Clark College) 就读。 在她分享的一个故事中,格尔玛谈到她无法阅读大学的午餐菜单这一困难。因为没法读纸质版菜单,经常会误选到自己不想吃或不能吃的餐食 (她是素食者)。与这一困难挣扎了许久之后,格尔玛终于决定争取自己阅读菜单的权利。 「问题不在盲人。形成障碍的并不是残疾本身,并是在于菜单的格式。我去向食堂经理解释我无法获取菜单上的信息的问题,」格尔玛在全校大会上说道。 格尔玛一开始遭到拒绝,让她考虑自己可否咬紧牙关,忍受这一不便。可是,她与朋友一起讨论事宜后,便决定采取行动,为自己争取。她再次去跟学校相关人员协商,希望能够得到盲人可以阅读的菜单。 「决定接受不公平的现象或争取公平是看我们自己的意志。小事情也很重要,因为日积月累,我们如果争取消除那些小障碍,我们就逐渐锻炼了挑战更大的障碍的能力。我们要是想要打破限制我们的玻璃天花板,致力于消除各个领域的压迫:性别、种族、信仰和残疾的歧视,我们就需要练习争取公平的技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小事也能有很大的影响。」 格尔玛还强调媒体的可接触性,与学生分享如何能让残疾人群体更容易使用各种网页和程式。她演示了手机软件如何帮助她索引网站上的信息、回复朋友的短信,还展示了她使用触觉美国手语 (Tactil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交流的一段视频。 「她的演讲改变了我察看残疾人士日常生活的方式。如格尔玛女士说,她和别人生活得不一样,但她并不因自己的聋盲症而生活得更好或更不好. .. 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为残疾群体做新的软件、新的项目,而是应该把我们已有的东西变得更容易接触。我们大家都需要努力让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Posie Millet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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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米尼加共和国服务游学项目

春假期间,十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暖和的天气下钉着木板。他们在参与为期九天的社区服务活动,负责为当地的八年级(初二)女生搭建一座户外瑜伽平台。 项目负责人,数学教师与 “同感、平衡、接纳” 课程负责人 Anny Candelario Escobar说: 「活动包括多种重活儿的工作:搬运木板、钉木板、使用砂纸打磨木板。我们每天早上就已经出了一身汗。」 这项义务旅程名为 “全球目标——多米尼克共和国”,是唐学院 (Tang Institute) 提供的诸多游学项目之一。根据唐学院的网站,这个义工服务的目标是提倡性别平等,改变一代又一代无法逃脱贫穷命运的局面。 此项目与蝴蝶基金会 (Mariposa Foundation,一个关注女性增权和社会贫穷的组织),联手合作。这个基金会最初创建是为了帮助多米尼加北部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女生。 参与项目的学生还和当地女生进行了小组讨论,给蝴蝶基金会明年准备建的博物馆提出建议。 「虽然有些[安多福的]同学们并不懂西班牙语,可是大家都能够互相交流与了解,使我十分惊喜。我们产生了很多共鸣,而且能用共同语言流畅地进行交谈,」今年高四的Abdu Donka ’18 说到。 学生们能够与当地的女生建立到密切的关系。 Shahinda Bahnasy ’20 非常珍惜与这些女孩相处的时光,使她在每天的工作中更加投入。 她说:「我初次意识到自己在基金会起到的作用是在我与Liandra,当地的一名女孩, 沟通时。她给了我一条多米尼加国的手链… 她从包里将[它]拿出来,系到我的手腕上,跟我说:『这是为了让你走了以后不忘记我』。」 根据 Donka 所述,这次旅程让他意识到教育的价值,以及缺乏教育机会的后果。他还反思了他自己在教育方面能享受的特权。 Donka 说:「我很惊讶地观察到原来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可以被他是否能完成高中学业而决定。有些人需要很早结婚,导致他们被婚姻束缚住。另一方面,有些人可以接受教育,拥有自己的工作,在考虑婚姻之前得到更多经济自由。这让我意识到我自己有多么幸运,能在美国所拥有的受教育的特权,以及让我思考我未来能做些什么去改善这些情况。」 Candelario 首肯了对于特权的认识。她说,每年能够去探访当地女生家里的学生都会思考及反思到自己所享受的幸福。 她说:「知道这些女生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是一件事。可是真正去到她们家里,穿过她们的居住区,那是另外一件事。这会给学生很大的冲击,看看自己在安多福所享受的教育。你还能再多求什么呢?」 Candelario 是在泰伯学院 (Tabor Academy) 工作时寻找多米尼加国的合作组织,联系到蝴蝶基金会。 她说:「我[在高中时]一直想要参与类似的春假游学节目… 以服务为主的项目,但我一直没能支付项目费用。作为一名老师,我决定为想参与这种社区服务的学生筹款,成为了我[在泰伯]教学生涯的一个目标。」 来到安多福之后,她终于不用再发愁筹款事宜,于是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项目本身的规划当中。蝴蝶基金会之所以对她重要,是因为基金会对女孩子的影响。 「他们提供课程,文化课… [以及]学习缝纫、游泳,这些技能的机会。虽然[服务中心]对面就是沙滩,大多数女孩子竟然都不会游泳,[而且孩子能够学习游泳的技术尤其重要],」 Candelario 说到。 「我在旅程中最大大收获便是教育的必要性,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教育机会的缺乏。我们在旅程得到很多反思的机会,是让这次旅程变得如此特别的最大因素。」 Donka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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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服力的护照

对于我的父母,我的出生是一个惊喜。他们在此八年前迎接了我哥哥的出生后, 就没有计划再生育。同时,他们当时已达到二十五年异乡生活的尾声。 我第一张护照证件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南非大使馆拍的。当时,我才一周大,半睡着,被一位成人的手撑起。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开始学习怎么做一个异乡人了。 每当我的两位哥哥被问起他们从哪儿来,他们的回答总变成一整个故事:「我不太确定!我曾在纽约、韩国、波兰、南非居住过…」 一般,提问者已会在他们列举完这些国家之前打断他们。虽然哥哥们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他们很幸运能够终落入一个非常包容,遍布全世界的群体。这些人都是在国际学校读书,而从小到大都在世界各地与爸妈居住于异乡。我哥哥们的口音并非完全是英国口音,也不是美国口音,更不是南非口音,但却能够被认出是国际学校的学生的口音。我尝试过体会他们这样的故事,却发觉我不能与他们的经历产生共鸣。 我出生前后我家人都在印度尼西亚居住,但我妈妈却为了我去了新加坡,以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我在印尼度过了三年,然后我们一家迁移到英国。就在这时,我记忆中的童年开始了。其中一段很深刻的记忆便是我取得英国国籍的一天。可是,不久之后,当我站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照片前,手中拿着我的新护照,对国籍宣誓时,我便意识到,要一个国家接受我为它自己的国民并非一本护照这么简单。 虽然我的两位哥哥在全世界的国际群体中找到一个家,我却认为自己更像英国人。但在英国,我从未被接受为一位英国人。 「你的父母是南非人,你怎么能是英国人呢?」 「你为什么没有出生在英国?」 「你的祖国到底在哪里?」 尽管我手中拿着英国的护照,也从来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 那些“真正” 属于英国的朋友对我身份的拒绝促使我累累的搜索和思想。我确定自己一定不是新加坡人,也不是印度尼西亚人,但我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第一份护照由南非签发而像我父母那样觉得自己是南非人。更奇怪的是,每当我回到南非,我的亲戚们都觉得我是美国人,但我与美国唯一的牵连只是我为期四年的学生签证。 和我的哥哥们不同,我知道我自己从哪儿来。我周围的人告诉我,仅仅拥有英国护照不能让我变成英国人。他们还说,我的种种感受和与周围环境的共鸣是假的、无效的。这令我很困惑,也令我顿时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这种仇外的情感或许在英国“脱欧”这件事情上有所体现。当我听见别人谈论“外国人都移民到这里来了,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父母落入“外国人”这一类。在他们眼里,我们永远不会是英国人。 我第一次可以自称是英国人而不被逼问是在安多福。我对学校的包容和多样性感到感激,因为对我来说,拥有各色各样的国籍和国家尤其重要。在这里,我虽然出生在新加坡,而我的哥哥们也持有于我不一样的护照,却并不改变我的英国属性。这些身份反而让我能够更加体会不同事情上的不同角度,而不是从我的身份中减去什么,也令我非常感激安多福能够给我这样的体验。我的国家归属感是多个角度的:我是英国人,但我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安过家,而这些家也都是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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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委员会创立政策小组

翻译: 吳穎思、任雪静。 繁体版 上星期,安多福 (Andover) 的学生委员会宣布他们即将组创立政策小组来与学体讨论,草拟和提议政策。小组的五到七名成员需要拥有精湛的写作能力,善于沟通,及希望改善安多幅的诚心。 根据学生委员会的其中一位主席 Eastlyn Frankel ‘18,学生委员会在夏天时受 Exeter 启发。她说:「我们与Exeter 的学生倾谈后,发现他们的学生委员会在学校里相当重要,所以在学校中设有多种不同的小组来让学生能够参与。当这么多人齐心向同一个目标合作,你会看到真正的改变。」 另一位主席,Samuel Bird ‘18,亦强调在委员会中分配事务的重要性。他认为拥有一个只负责策划政策的团队会让学生委员会办事的效率提高。他说:「我们决定创立政策小组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机会能够汇集勇于在学校中立下有意义的改变的同学,以及给我们一组能够给指靠的学生,减少班级代表的负担。」 Frankel 说,因为注意到低年级学生不太多机会参与学生委员会,他们今年的目标是要增加九与十年级学生参与委员会的机会。她亦说,学生委员会的规模也令委员会更难容纳整个安多福的社区。「我们也认为学生委员会的规模比较小。虽然委员会表面上看似大,却缺少让九与十年级学生参与的机会。我们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去尝试在我们委员会的会议中融入新的安多福成员。」 她更说:「我们认为增加全新的政策小组不但能够研究更快的方法去草拟,整顿和介绍新的政策,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在委员会中开设更多的领导职位和带入不同的学生见解。」 提高了学生委员会的办事效率后,Frankel 和 Bird 希望关注两样主要政策:修改有关学生宿舍的探访条例 (Parietal) 和改良安多福对心理健康的态度。 Bird 说:「我们可以在委员会中分配一组专门与师生交流,研究怎样改善宿舍探访的规律,特别是因为现有的规则是由异性恋作为标准。另一方面,其余的成员将会关注在策划政策时更加专注学生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日程。」 Frankel 说,他们需要持有具体的规矩才能说服学校去更改现有的学生政策,所以希望政策小组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她亦说,学生委员会的参事教授 Rajesh Mundra,Assistant Dean of Students 与生物学教师,和 Jenny Elliott ‘94, Dean of Students and Residential Life,对政策小组未来的效率感到非常乐观。 「Mr. Mundra 是我们的参事教授,所以我们最常与他讲述[有关政策小组的事宜]。我们亦与Mrs. Elliott 谈说政策小组的事,并认为他们两位都对此事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经常遇到的困难是向学校呈交实际的计画。最终,学生想达成的大部分事宜都需要由老师和行政人员投票通过。如果缺乏具体讲解政策的纸张,会让学校很难办到任何有关的事情。」 学生也对政策小组持有相同乐观的态度。 Izzy Torio ‘21 说:「我认为设立政策小组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意,因为会让学生能够加以支持学生委员会,并会使委员会的决定不再只成为他们自己的负担。」 Thadd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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