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 (Simplified Chinese)

Multilingual, 中文 (Chinese), 简体 (Simplified Chinese)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米尼加共和国服务游学项目

春假期间,十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暖和的天气下钉着木板。他们在参与为期九天的社区服务活动,负责为当地的八年级(初二)女生搭建一座户外瑜伽平台。 项目负责人,数学教师与 “同感、平衡、接纳” 课程负责人 Anny Candelario Escobar说: 「活动包括多种重活儿的工作:搬运木板、钉木板、使用砂纸打磨木板。我们每天早上就已经出了一身汗。」 这项义务旅程名为 “全球目标——多米尼克共和国”,是唐学院 (Tang Institute) 提供的诸多游学项目之一。根据唐学院的网站,这个义工服务的目标是提倡性别平等,改变一代又一代无法逃脱贫穷命运的局面。 此项目与蝴蝶基金会 (Mariposa Foundation,一个关注女性增权和社会贫穷的组织),联手合作。这个基金会最初创建是为了帮助多米尼加北部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女生。 参与项目的学生还和当地女生进行了小组讨论,给蝴蝶基金会明年准备建的博物馆提出建议。 「虽然有些[安多福的]同学们并不懂西班牙语,可是大家都能够互相交流与了解,使我十分惊喜。我们产生了很多共鸣,而且能用共同语言流畅地进行交谈,」今年高四的Abdu Donka ’18 说到。 学生们能够与当地的女生建立到密切的关系。 Shahinda Bahnasy ’20 非常珍惜与这些女孩相处的时光,使她在每天的工作中更加投入。 她说:「我初次意识到自己在基金会起到的作用是在我与Liandra,当地的一名女孩, 沟通时。她给了我一条多米尼加国的手链… 她从包里将[它]拿出来,系到我的手腕上,跟我说:『这是为了让你走了以后不忘记我』。」 根据 Donka 所述,这次旅程让他意识到教育的价值,以及缺乏教育机会的后果。他还反思了他自己在教育方面能享受的特权。 Donka 说:「我很惊讶地观察到原来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可以被他是否能完成高中学业而决定。有些人需要很早结婚,导致他们被婚姻束缚住。另一方面,有些人可以接受教育,拥有自己的工作,在考虑婚姻之前得到更多经济自由。这让我意识到我自己有多么幸运,能在美国所拥有的受教育的特权,以及让我思考我未来能做些什么去改善这些情况。」 Candelario 首肯了对于特权的认识。她说,每年能够去探访当地女生家里的学生都会思考及反思到自己所享受的幸福。 她说:「知道这些女生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是一件事。可是真正去到她们家里,穿过她们的居住区,那是另外一件事。这会给学生很大的冲击,看看自己在安多福所享受的教育。你还能再多求什么呢?」 Candelario 是在泰伯学院 (Tabor Academy) 工作时寻找多米尼加国的合作组织,联系到蝴蝶基金会。 她说:「我[在高中时]一直想要参与类似的春假游学节目… 以服务为主的项目,但我一直没能支付项目费用。作为一名老师,我决定为想参与这种社区服务的学生筹款,成为了我[在泰伯]教学生涯的一个目标。」 来到安多福之后,她终于不用再发愁筹款事宜,于是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项目本身的规划当中。蝴蝶基金会之所以对她重要,是因为基金会对女孩子的影响。 「他们提供课程,文化课… [以及]学习缝纫、游泳,这些技能的机会。虽然[服务中心]对面就是沙滩,大多数女孩子竟然都不会游泳,[而且孩子能够学习游泳的技术尤其重要],」 Candelario 说到。 「我在旅程中最大大收获便是教育的必要性,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教育机会的缺乏。我们在旅程得到很多反思的机会,是让这次旅程变得如此特别的最大因素。」 Donka 说。

Multilingual, 中文 (Chinese), 简体 (Simplified Chinese)

没有说服力的护照

对于我的父母,我的出生是一个惊喜。他们在此八年前迎接了我哥哥的出生后, 就没有计划再生育。同时,他们当时已达到二十五年异乡生活的尾声。 我第一张护照证件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南非大使馆拍的。当时,我才一周大,半睡着,被一位成人的手撑起。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开始学习怎么做一个异乡人了。 每当我的两位哥哥被问起他们从哪儿来,他们的回答总变成一整个故事:「我不太确定!我曾在纽约、韩国、波兰、南非居住过…」 一般,提问者已会在他们列举完这些国家之前打断他们。虽然哥哥们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他们很幸运能够终落入一个非常包容,遍布全世界的群体。这些人都是在国际学校读书,而从小到大都在世界各地与爸妈居住于异乡。我哥哥们的口音并非完全是英国口音,也不是美国口音,更不是南非口音,但却能够被认出是国际学校的学生的口音。我尝试过体会他们这样的故事,却发觉我不能与他们的经历产生共鸣。 我出生前后我家人都在印度尼西亚居住,但我妈妈却为了我去了新加坡,以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我在印尼度过了三年,然后我们一家迁移到英国。就在这时,我记忆中的童年开始了。其中一段很深刻的记忆便是我取得英国国籍的一天。可是,不久之后,当我站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照片前,手中拿着我的新护照,对国籍宣誓时,我便意识到,要一个国家接受我为它自己的国民并非一本护照这么简单。 虽然我的两位哥哥在全世界的国际群体中找到一个家,我却认为自己更像英国人。但在英国,我从未被接受为一位英国人。 「你的父母是南非人,你怎么能是英国人呢?」 「你为什么没有出生在英国?」 「你的祖国到底在哪里?」 尽管我手中拿着英国的护照,也从来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 那些“真正” 属于英国的朋友对我身份的拒绝促使我累累的搜索和思想。我确定自己一定不是新加坡人,也不是印度尼西亚人,但我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第一份护照由南非签发而像我父母那样觉得自己是南非人。更奇怪的是,每当我回到南非,我的亲戚们都觉得我是美国人,但我与美国唯一的牵连只是我为期四年的学生签证。 和我的哥哥们不同,我知道我自己从哪儿来。我周围的人告诉我,仅仅拥有英国护照不能让我变成英国人。他们还说,我的种种感受和与周围环境的共鸣是假的、无效的。这令我很困惑,也令我顿时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这种仇外的情感或许在英国“脱欧”这件事情上有所体现。当我听见别人谈论“外国人都移民到这里来了,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父母落入“外国人”这一类。在他们眼里,我们永远不会是英国人。 我第一次可以自称是英国人而不被逼问是在安多福。我对学校的包容和多样性感到感激,因为对我来说,拥有各色各样的国籍和国家尤其重要。在这里,我虽然出生在新加坡,而我的哥哥们也持有于我不一样的护照,却并不改变我的英国属性。这些身份反而让我能够更加体会不同事情上的不同角度,而不是从我的身份中减去什么,也令我非常感激安多福能够给我这样的体验。我的国家归属感是多个角度的:我是英国人,但我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安过家,而这些家也都是我的一部分。

Multilingual, 中文 (Chinese), 简体 (Simplified Chinese)

学生委员会创立政策小组

翻译: 吳穎思、任雪静。 繁体版 上星期,安多福 (Andover) 的学生委员会宣布他们即将组创立政策小组来与学体讨论,草拟和提议政策。小组的五到七名成员需要拥有精湛的写作能力,善于沟通,及希望改善安多幅的诚心。 根据学生委员会的其中一位主席 Eastlyn Frankel ‘18,学生委员会在夏天时受 Exeter 启发。她说:「我们与Exeter 的学生倾谈后,发现他们的学生委员会在学校里相当重要,所以在学校中设有多种不同的小组来让学生能够参与。当这么多人齐心向同一个目标合作,你会看到真正的改变。」 另一位主席,Samuel Bird ‘18,亦强调在委员会中分配事务的重要性。他认为拥有一个只负责策划政策的团队会让学生委员会办事的效率提高。他说:「我们决定创立政策小组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机会能够汇集勇于在学校中立下有意义的改变的同学,以及给我们一组能够给指靠的学生,减少班级代表的负担。」 Frankel 说,因为注意到低年级学生不太多机会参与学生委员会,他们今年的目标是要增加九与十年级学生参与委员会的机会。她亦说,学生委员会的规模也令委员会更难容纳整个安多福的社区。「我们也认为学生委员会的规模比较小。虽然委员会表面上看似大,却缺少让九与十年级学生参与的机会。我们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去尝试在我们委员会的会议中融入新的安多福成员。」 她更说:「我们认为增加全新的政策小组不但能够研究更快的方法去草拟,整顿和介绍新的政策,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在委员会中开设更多的领导职位和带入不同的学生见解。」 提高了学生委员会的办事效率后,Frankel 和 Bird 希望关注两样主要政策:修改有关学生宿舍的探访条例 (Parietal) 和改良安多福对心理健康的态度。 Bird 说:「我们可以在委员会中分配一组专门与师生交流,研究怎样改善宿舍探访的规律,特别是因为现有的规则是由异性恋作为标准。另一方面,其余的成员将会关注在策划政策时更加专注学生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日程。」 Frankel 说,他们需要持有具体的规矩才能说服学校去更改现有的学生政策,所以希望政策小组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她亦说,学生委员会的参事教授 Rajesh Mundra,Assistant Dean of Students 与生物学教师,和 Jenny Elliott ‘94, Dean of Students and Residential Life,对政策小组未来的效率感到非常乐观。 「Mr. Mundra 是我们的参事教授,所以我们最常与他讲述[有关政策小组的事宜]。我们亦与Mrs. Elliott 谈说政策小组的事,并认为他们两位都对此事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经常遇到的困难是向学校呈交实际的计画。最终,学生想达成的大部分事宜都需要由老师和行政人员投票通过。如果缺乏具体讲解政策的纸张,会让学校很难办到任何有关的事情。」 学生也对政策小组持有相同乐观的态度。 Izzy Torio ‘21 说:「我认为设立政策小组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意,因为会让学生能够加以支持学生委员会,并会使委员会的决定不再只成为他们自己的负担。」 Thaddeus…

Multilingual, 中文 (Chinese), 简体 (Simplified Chinese)

九年级学生的室友是如何被分配?

翻译: 吳穎思、任雪静。 繁体版 每年秋季学期前,学校会要求所有新入学的寄宿生填一份关于住宿爱好的表格。他们需要回答有关宿舍偏好及理想室友的问题,以便安排入学时的住宿分配。 Reimi Kusaka ’21, 一位住在Nathan Hale House 九年的级生,说:「 我在问卷上要求一位注意洁净的室友,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太喜欢打扫,需要一位能够让我变得比较整洁的朋友。[虽然] 我们没有太多相同的兴趣,她非常活泼,也十分干净,满足了我的愿望。」 然而,Assistant Dean of Students 以及生物学教师 Rajesh Mundra 说,分配新九年级生入住宿舍的过程不简单。 「 其实,尤其是不清楚正常住宿是怎么样运作[的人],需要明白[这个过程]包含很多步骤。我们非常重视把[学生]放在一个含有身处在相同处境的学生的环境,令他们能够建立友情。」 该问卷包括要居住于单人房,双人房或三人房的选择。根据 Mundra,他们亦会注意学生的身体需要,因为某些学生可能需要时常拜访 Sykes Wellness Center,安多福(Andover) 的医疗中心。学生们也可以填写他们欲望未来室友会拥有的性格和喜好。 收集完所有表格以后,Dean of Students Office 会与 Shuman Office of Admissions一同合作。 Mundra说:「 通常收生员会最了解学校刚录取的学生,因为他们负责批读所有关于申请入学学生的资料。我们却不太认识这些学生,因为他们还未入学,所以与收生部门合作去分布他们的住所。」 根据 Mundra,Shuman Office of Admissions有不同的成员去批阅入学的男生和女生。这位职员会协助决定哪些九年级生会入住哪一间住宿。另外,该职员也会考虑到每一个宿舍的整体成员。 Mundra说:「 我们非常重视能否让学生们体验到学校的多元化性。其次,我们会依照楼层尽量安排学生,让每一层都变得更多元化,代表我们在安多福的社区。这是我们考虑的其中因素。」 很多九年级生都认为室友是他们适应安多福生活的重要元素。根据 Sofia Garcia ‘21,住在 Nathan Hale House 的一位学生,室友能够变成密友。…

Multilingual, 中文 (Chinese), 简体 (Simplified Chinese)

全新队负责检验安多福的纪律应对

翻译: 吳穎思、任雪静。 繁体版 近日,安多福 (Andover) 组成了会检验学校纪律的队伍,包括不同部门的老师和行政人员。Matthew Hession, 一位历史和社会科学老师,会带领。根据 Hession,这队伍希望能向 Dean of Students Office 推荐几项改善现有纪律应对的调整。现正,Hession还未完成鉴定需要重新调节的部分。 安多福当前的纪律程序很复杂。一旦学生被怀疑违反规则,学校中的一位职员会负责检查事件的来龙去脉。如若职员判断学生的行为违反了学校的规矩,纪律委员(Disciplinary Committee) 会跟学生见面,讨论学校有可能执行的应策。在会面之前,学生需要准备一份关于自己行为的陈述,交给纪律委员审阅。 根据 Hession,队伍初步列出要改善的范围包括统不同的 “cluster” 对学生行为作出的应对。因为现时每一个 “cluster” 在纪律检查方面都有个别的程序,所以队伍关注过程是否因而对学生不公平。 Hession说:「我们希望参考纪律过程多公平。有些学校会用一个统一的过程,把校园的纪律问题交给一个小组负责,但我们却把过程分散委托给五各不同队伍处理。队伍现在正考虑是否应把问题集中交由一队负责。」 Gracie Limonelli ’18, Pine Knoll Cluster其中的一位 “DC” 代表同意队伍应该追究过程的一致性。「 我格外相信 [学校] 应该在处理纪律问题方面订出统一的标准。Blue Book其实已清楚列表了学校的规则,能针对不同情形的纪律问题。然而,这也能给纪律委员甚多余地来决定不同的情况。我认为如果能把学校的对策做得更一致,会对学生有效益。」 根据 Hession,队伍亦考虑专注学校对 “DC”违规的一系列应对。他们想研究学生对纪律委员判定的回应,亦观察应对能否满足校体的需要。他说:「有些回应可导致学生被要求退学,放上 “probation,” 或被警告。有些 “Deans” 亦能够发出比较轻微的应对,譬如 “censures,” 惩戒和口头警告。根据所发生的事情和违法的性质,学校有一系列的对策。」 Miley Kaufman ’19 说她最大的关心是有关纪律委员是否有努力倾听和明白学生。 Kaufman说:「 我经常听他们早在学生踏进房间前已有所决定。他们表面上似在聆听你的解释,但事实上可能没有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 Hession 说,队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在处理调整时维持安多福的核心价值。 「每做一件事时,你需要时常思考要达到的目的。究竟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帮助学生,是否能反映到学校的价值观?在学业,运动和校园生活的各种方面上,我们时常要考虑到我们对 [学生的]…


1 2 3 4 5